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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文化,国画艺术,与书法艺术相融

2020-05-04 12:06书画文摘 人已围观

简介中国传统文化,国画艺术,与书法艺术相融...

今天看来,就得出了“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"的结论,更显得荒谬可笑。然而,对我们来说,更有价值的是《》产生的原因和它对绘画的影响。在靠天吃饭的农民眼中,世界上最重要的规律莫过于四季的变化,而四季变化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,用四季的循环往复看待其它事物的变化,一切都简单化了。辩证法变成了循环论。复杂的客观世界简单有序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了。从春秋末期发明的铁犁直至大清灭亡一直没能得到发展变革,所以《周易》总结出的那种“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"地认识世界的方法也就一直延续下来。“独善"心态的文人士大夫们由于逃脱世事,有居高望远之利,对《周易》的整体观察、认识世界的方式自然更觉亲近。

文人们认为,社会状况之所以江河日下,全是因为人心不古而致。古人是顺自然而生活得,简单、清淡,所以,人们能和美相处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画,文人对繁复细腻的工笔重彩画进行改造就不仅是自然的,而月是必然的了。以六十四个卦象说明一切的学说可谓至简,在这种思想方法影响下作画,不能不带有抽象的倾向,元代绘邮达到中国水墨画的高峰,同时抽象的意味也就愈来愈浓,加上元代画家们公开宣称不计较形似与否,只关心抒发胸中逸气,简约在元代便成为文人画家的共同风格特征。然而,尽管脱色、写意等方法使中国断中的形象一简再简,却始终没有脱离开直观形象这个基础。简括而不脱离形象,简明而不单调并有无穷余意,这些特点又得益于禅宗在文人中的流行。

禅宗主张“以心传心,兼不立文字”,据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传经,曾拈花示众,众门徒都不解其中奥妙,只有大弟子迦叶尊者微微一笑。佛祖便知他已经领悟。这就是“拈花微笑"的来由。据禅宗说六祖慧能不识字却能悟道。编出这样的故事显然是为禅宗“不立文字”建立依据的。但是,语言是交流思想的直接工具,如果真的不立文字,禅宗也就传不下来了,所以,禅宗依然得用文字,但他们特别讲究简练。在禅宗,越少应答、少说话才可能留给听众较大的想象余地,可以任凭他们自由思号。书法进入绘画必然使绘画趋于简约,因为文字是从形象简约出去的。
作为艺术的书法,不能根本否定艺术形象的主观倾向性与客观真实性统一的规律,它必然要逆文字发展的历史潮流而动,尽可能从抽象的文字象形“遗迹”出发,问溯上去,发扬文字的象形性。中国汉字的象形遗迹恐怕是中国书法能成为艺术的根本原因之一。韩愈赞草圣张旭道:,张旭善草书,不拈他技,喜怒窘穷,忧悲愉佚,怨恨思慕,酣醉、无聊、不平。有动于心,必于草书蔫发之。观于物,见山水崖谷,鸟兽虫鱼。然而,书法艺术毕竟是以文字为其造型素材,形象的抽象性是只可弥补而无法避免的,|绘画相比较、书法艺术虽也有点与面,但终究是更纯粹的线的艺术。书法以白底为依托,以线的飞沉勾点造成高度抽象的艺术形象。书法艺术也可称为造型艺术,但其艺术形象在表现客观世界(包括人)的物,质外观方面有很大局限,它基本上是创作主体心灵的飞动、情感的奔流。书法艺术染指绘画,自然要把书法的一些规范带人绘画。元初画坛领袖赵而频说:石如飞白木如籀,写竹还应八法通;若也有人能会此,须知书画本来同。

明郁逢庆《书画题跋记》飞白,即飞白体,东汉书法喜用飞白,丝丝露白,如枯笔写、成。籀文即春秋战国时通行于秦国的大篆。“八法"之典出于大书法家王羲之。据说王羲之光是写“”字,就写了27年,因为永字备八法势,能通一切字。中国的文人个个都是书法艺术家,因此,不会作画的文人看画时更喜欢用书法的艺术标准衡量绘画。元代画家兼书法家钱选在人问他什么叫画中的上气时,回答说:“隶体耳"。明董其昌赞同钱选的见解说:画史能办之,即可无冀而飞,不尔,便落邪道,愈工愈远。(《容台集》)如果说宋代是文人占领画坛的时代,元代则是文人掌握了画坛(从民间画和皇家画院两个方面讲),并以自己的意愿发展绘画的时代。元代文人的失落感使之比宋代文人更加封闭、内向,更加追求简治的心境。他们自觉地把绘画与书法归并为一,除了对书法的偏爱,也是因为书法在抒发主观情致方面特别擅长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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